梅山文化：号角与歌声的传承

      中原文化和荆楚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两大主流，在荆楚文化中有一个重要流派——梅山文化。

 

      安化是梅山文化的发祥地。宋代以前，安化、新化、邵阳、桃江以及常德部分地域，是湘中腹地的一块广袤的山地，称为“梅山”。在梅山生活的人，统治阶级诬为“梅山峒蛮”，实际上是以瑶族为主的少数民族。《宋史·梅山蛮传》曰：“梅山，东接潭，南接邵，西则长，北则鼎、澧。”据清同治《安化县志》载：宋神宗熙宁五年（1072）章惇开发梅山时，也称梅山“东起宁乡司徒岭，西抵邵阳白沙寨，南止湘乡佛子岭，北界益阳泗里河。”以上两说所指区域大抵一致。据此，古代梅山当包括今安化、新化两县及新邵、隆回、涟源和桃江县部分地区。自秦至北宋熙宁五年，该地区均属益阳县域。这个地区通过漫长的历史年代，在独特的地理环境、历史条件、文化背景及社会经济等因素的影响下交汇混融而形成的一种具有独特个性的地方文化，就是“梅山文化”。但是，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梅山文化一直被人忽视。直到1988年5月的“长江文化研讨会”，提出将梅山文化作为我国荆楚文化的一个重要分支，梅山文化才逐渐被人们所认识。

 

　　在瑶族割据梅山时期，统治者曾多次征伐，企图收复梅山。宋代扶汉阳，原是汉阳人，他因反对宋朝统治而遭追捕，潜来梅山。由于他有一定文化，又深知朝廷腐败，入山不久，便被瑶民推为左甲首领。后来，他又与右甲首领顿汉陵紧密团结，得其拥护，拥他为王。扶汉阳为王后，首先在梅山建立政权体系，其次建立瑶民武装，然后组织发展生产。他关心瑶民疾苦，对孤寡老人规定“五养一”，就是五户养一人，生养死葬，负责到底。安化县梅城镇有座“扶王庙”，庙联可资为证：“扶危济困，王德民安”。大福坪扶王庙联也曰：“扶主以忠，自昔已股肱周陛；王臣之泽，至今犹霖雨苍生。”另外，他以梅城为首府建城，故名梅城。现在梅城还留下一些遗址可鉴。据传扶王殿在启安坪，宋置县后改建为启安寺；梅城区公所院内有口“扶王井”；梅城汽车站后面，原来有座“扶王娘墓”；大将冲有座“李猛将军庙”，小将冲有座“刘猛将军庙”，这是为纪念扶王部下两位大小将领的；马家桥有座“白马庙”，是为纪念扶王的坐骑白马的。

 

　　梅山之地，历史悠久，养育了多种民族。先后受中原文化、楚文化、百越文化和巴蜀文化的影响，是多种文化的融汇地区，因而梅山文化是比较丰富的，它大致体现如下：

 

　　1、宗教信仰

　　最早进入梅山的越人信奉巫教，以后结合夷人、巴人、瑶人的图腾信仰及汉族的佛、道思想，形成了梅山教的多神信仰。认为万事万物，天象变化，都有神灵，祖先也是神灵。梅山瑶民信奉的诸神，大致可分为天神、地神和人神三类。天神包括日月星辰这些天体和雷电风雨这些自然现象的神灵，如九天司命、太乙府君、天霄娘娘、云霄娘娘、五天雷神、禁将龙神等。地神包括土地山川和地上万物的神灵，如土地神、宝山、花山、水霄、石霄诸仙娘。人神是对祖先的崇拜，特别是那些有特殊才能和贡献的能工巧匠，死后不仅被自己子孙尊为神灵，而且也被所有的人尊为神灵，称为祖师。如鲁班先师、张五郎、张召二郎、蒙山十郎等。这种崇拜是为了祈求先祖在天之灵给予子孙以庇佑，赐福禳灾。其中影响较大的有张五郎、白氏仙娘等。张五郎相传是个狩猎能手、开山修路的巧匠和抗击外敌的英雄，打猎百发百中。人们雕其像以供奉，神龛上写着“梅城助福正神”，逢年过节，进山打猎，抗击外敌，必事先祭祀一番。白氏仙娘传说是总管家禽家畜的神灵，如遇瘟疫，求其消灾化吉，六畜兴旺。

 

　　梅山教治病，多是巫觋使用巫术，其中常见的是庆娘娘。所谓庆娘娘，就是祭祀女神山霄，以求病人平安。

 

　　梅山瑶民的宗教活动，还有驱除疫鬼的“冲傩”，求医问药，与亡魂相会的“仆杠”，占卜吉凶的“扶乩”等，这些活动一直流传到20世纪60年代。

 

　　2、生活习俗

　　梅山瑶民的经济活动是以刀耕火种的原始农业为主，渔猎畜牧业为辅。他们在众山环抱的溪峒中，背山面水，构成一座座纯木料的“板屋”居住，砍树焚山，开垦畲田。宋代开发梅山的章惇，在《开梅山颂》中如实记载了这一习俗：“人家迤逦见板屋，火耕烧确多畲田”。“板屋畲田”遂成为他们居住耕作的主要特色。唐代诗人杜甫在湘江流域看到“莫徭射雁鸣桑弓”的场面；刘禹锡在朗州、连州也看到过莫徭刀耕火种和围山捕猎的场面。宋代陆游《老学庵笔记》说：长沅靖州的徭人等少数民族“皆焚山而耕，所种粟豆而已。食不足，则猎野兽甚至烧龟蛇啖之。”流传在梅山地区的《张五郎学法》，有砍树、焚山、种芒麻的情节；巫师还有“上峒梅山（新化）上山赶猎，中峒梅山（安化）掮棚看鸭，下峒梅山（桃江县泗里河以下）打鱼捞虾”的神词。他们在进山围猎之前，要在供奉梅山祖师的神龛前面，举行一种隆重的祭祀仪式：焚香烧纸，并用刀头肉、酒来供奉。他们围猎的分配原则是见者有份的原始共产主义方式。大家一起出猎，猎物平均分配。只要是参与围猎或路遇围猎，分配时见人一份。对围猎有功者，则给予奖赏，即凡对猎物要害部位射中一箭或直接将猎物打死、生擒者，就将猎物的头部砍下给他。

 

　　关于瑶民的服饰，章惇《开梅山颂》曰：“白巾裹髻衣错结，野花山果青户垂”。大抵男子推髻，女子以白巾裹髻。《开梅山颂》也介绍了瑶民的饮食习惯：“长藤吊酒跑而饮，何物爽口盐为先”。在封建王朝对他们进行封锁时期，得盐不易，故视盐为珍品。得盐少许，分置掌中，舔之以品其味。“长藤吊酒”或书为“钓藤酒”，是瑶民一种独特的饮酒习俗，由于文献记载不清，加之它在梅山文化中早已不存在了，故不知它究竟是什么，但嗜酒成风，至今未减。现在梅山人吃肉，必以烧红铁犁铧烤皮；鸡鸭去毛后必以火焰去汗毛，这或许就是古梅山人“食则燎肉”之余风。

 

　　3、歌谣

　　梅山蛮无文字，以歌谣为表达思想、传递信息、反映生活、记事传古的载体。叙事传古方面，有峒事歌、盘王歌、族歌；生产时序方面，有节气歌、樵歌、猎歌、田歌、茶歌、开山歌、抬石歌、滩歌、放排歌等。宋代《开梅山歌》说“穿堂之鼓当壁穿，两头击鼓歌声传”，证明当年“梅山峒蛮”多以歌声来交流感情。小孩从懂事起，父母或兄姐就开始教唱，代代相传。峒民们在生产与生活中，事事必歌，处处有歌，人人会歌，不会唱歌就像今天的文盲一样。

 

　　4、武功

　　古代梅山地区山高林密，环境恶劣。梅山瑶民为了求生和与猛兽搏斗，则必须使自己具有强健的体魄和翻山越岭的奔跑能力，并不断改造和创新练功器械和格斗方法。梅山人的农耕渔猎生活直接影响梅山武功的形成和发展方向，如烈马回头、半边吊猪、猿猴摘果、月里掰桃、仙人撒网、白虎拳、黑虎拳、单边钓鱼、猛虎坐堂、仙人指路等，都反映了渔猎生活的情节和形态。再如生产工具虎钗、梭标、钉耙、板斧，生活用具烟袋、板凳、雨伞、木棍等，都可顺手当作格斗器械使用。

 

　　梅山武功，套路繁多，短小精悍，结构严谨，既适合于单个格斗、狭路相逢的生死拚争，又适合于群体作战、相互协同的防卫和进攻。以拳击手搏为主，手脚并用，随机应变，凶猛异常。

 

　　梅山武功还包括药功，谓之“要练武功，必练药功”，“没有药功，练武成空”。梅山药功起源于巫医，主要用三种方法施治，一是咒语法，即口喷一碗清水，念动口诀给人以精神治病的方法，如刀伤止血、鱼刺卡喉、妇女难产、脚踝扭伤等。二是针石法，即用针刺、石敲、指压、手揉相关穴位的方法。三是草药法，或嚼烂草药直敷，或将草药熬成汤液内服，或将草药泡成药酒饮用。刚烈性格的另一面，是智慧的体现。

 

梅山寻根

 

　　“梅山文化”的“源”究竟在哪里？“梅山蛮”的祖先是谁？近年来，从事“梅山文化”研究的专家学者得出了以下一些结论：一曰梅山人是蚩尤后裔；二曰元谋人后裔；三曰乃不同于中原汉族的瑶族、苗族、侗族等少数民族。

 

　　这三种说法似乎皆不尽然。从梅山人远避深山，寻求和平、稳定的历史来看，所谓梅山人的祖先，并不只是蚩尤的后裔和土着的少数民族，还有从汉族分离出来的一部分躲避战火的楚国人，以及越王勾践的后裔，（安化东山乡出土的大量青铜钺、矛、剑等兵器，经专家论证，属典型的战国时越人兵器，为“越人是梅山蛮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推断，提供了有力佐证），后来再加上元末明初大量江西人的迁入，使梅山成为一个溶入多个民族的居住天地。但主流则还是荆楚文化中分流出来的汉人。

 

　　“梅山”到底有何来历？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春秋战国时期，湘中地区是楚王部众聚居地，这些人姓芈（音mi)，居住地乃称芈地，芈梅谐音，芈山即梅山。第二种说法是：秦末长沙王吴芮部将梅，助汉高祖刘邦灭秦有功，故封侯，所封之地为今安化、新化一带，后世遂称这片地域为“梅山”。第三种说法称梅山是“出产梅子”的山。在《汉书地理志》里是有梅山标记的，即安化和新化之间的一大片山区。战国时期，安化设置了一个收购、制作、加工梅子的机构，这就是现在的“梅城”。

 

　　至于为什么将梅山人称做“梅山蛮”，这与梅山人不屈不饶的反抗有关。最早的记载起于秦朝。陈胜吴广的农民起义爆发后，中央政府紧急调动在广西灵渠的40万精锐之师回咸阳勤王，军队接到命令后，抄近路进入了梅山地区，梅山人以为秦军来犯，便用对付野兽的办法，如蜂、蛇，烟、毒和窝弓、地弩、陷阱等来对付他们。秦军哪见过这种阵势，40万人死伤大半。当然，这不会作为一次成功的军事记录而载入正史，但梅山人的“蛮”却由此传开。

 

　　到汉代，统治者对梅山地区基本不管也不惹。《后汉书·南蛮传》载：“梅蛮洞居野处，兽王其力，游猎无羁，不归王化而叛服无常”，不管理，一方面是因为前后汉朝的藩王割据和政局不稳，朝廷腾不出手来，另一方面也表明汉文化对梅山文化的让步。

 

　　唐僖宗光启年间，朝廷认为，梅山这块地区未归王化，应该对其实行封锁，强行规定“禁不得与汉民通”。除进一步划小了梅山居民的活动范围外，还规定他们不得和汉人进行贸易交流，对梅山实行“盐铁”封锁。没有盐，浑身无力，没有铁，怎么生产？这便惹恼了梅山人。从不出山侵犯别人的梅山人，为了生存，也不得不频频下山攻州掠府了。历史记载：天成四年（公元929年），梅山瑶民攻入邵州，获大批给养胜利归山。乾佑二年（公元949年），梅山瑶民攻陷潭州，在长沙屯兵三日，获大批盐巴，布匹和铁器归山。这个时期的频频下山，还谈不上对大一统的国家政权的侵犯，因这时正好处在地方政权各自割据的五代时期。

 

　　这种打劫，却惹恼了当时的长沙国国王马殷，于是，他命令指挥使王仝率兵大举围剿梅山。王仝是湘乡县人，武艺超群，猛勇无比，是马殷手下的一员得力干将。于公元950年冬，他率万余精兵与梅王扶汉阳会战于安化境内的司徒岭。扶汉阳见敌来势正锐，佯装撤退。王仝不知是计，穷追不舍。在一处名“九关十八锁”的峡谷中，扶汉阳放出三千蜂兵，三千蛇兵，敌军死的死，伤的伤，不计其数。王仝被困月余，内无粮草，外无援兵，加上风雪交加，士气不振，最后不得不自刎于帐中。朝廷见梅山人如此蛮悍，再也不提围剿和封锁的事了。扶汉阳从此成了梅山人崇拜的英雄。

 

　　正因为历史上有这几处“蛮”的记载，在宋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宋神宗觉得用武力征服不了梅山，便改用怀柔政策。他认为：“重湖之间，蛮瑶错处，不能用武力，一教化同风俗，宜开拓而统领之。”于是，便命大臣章墩进山招纳。章墩便邀宁乡沩山长老颖诠，一同化装进入梅山，与梅山的首领进行和谈，并达成协议：一、梅山同意纳士，归顺朝廷；二、朝廷驰禁释罪，不再用武力征剿、追捕瑶酋，使瑶民安居乐业；三、朝廷支援梅山发展生产，给牛贷种，帮助瑶民开田垦土，植桑种稻；四、朝廷支持资金，发放民钱，帮助梅山开辟道路，发展交通。

 

　　这种怀柔政策，梅山人自然全部接受，同意归顺。于当年11月，朝廷批准将梅山分置二县，以上梅山为新化县，下梅山为安化县。所谓现在的两“化”，即用王法教化的意思。

 

　　按理说，梅山从此就应该归附到中原的汉文化中来了，但因宋朝自身难保，不久，中原便被蒙古军占领，失去依附主体的梅山人又回到了从前，这也是梅山文化得以继续存活的一个原因。

 

　　在元朝统治时期，蒙古人对“南蛮”在政治上公开歧视，却没有搞什么经济封锁。但梅山人却不感恩，他们一改千年以来的戒例，许多人都参加了反元复汉的秘密民间组织，如我们今天在金镛武打小说中看到的“五毒教”“魔教”，其中的大部分成员就是梅山人。说明梅山人民族意识很强，是爱国的。

 

　　明朝，梅山虽纳入了中央政府的管制，但朱家皇朝那种特有的狭隘文化心理，却使他采取了一种比北宋还要冷漠的管理体制，对梅山人基本不闻不问，自然也不存在帮助发展生产、给牛贷种等扶助政策，这也乐得梅山人逍遥自在，自给自足。因此，明朝时期，几乎没有什么大事。

 

　　这种冷漠的状况直到清朝时期才得到一定的改善。大概清人的祖先也和梅山人有着某种相同的经历，所以，政府一直对这个地方比较关注和扶持，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梅山地区的历史文化遗产，大都兴建于清朝。也正如朝廷自身注意吸收和学习汉文化一样，他们也关注梅山地方的文化转换和培养，帮他们办起了学堂，这种举措，使梅山文化迅速归位到汉文化中来，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我们现在知道的安化名人陶澍（两江总督）、黄自原（大书法家）和陶澍的门生——清朝中兴四大名臣曾、左、彭、胡，应该说都得益于这种文化的转换。以陶澍为代表的这批文化名人的出现，不仅提高了湖南在全国的政治和文化地位，同时也标志梅山文化彻底回归到了华夏文化的大家庭中。梅山文化，不仅不“蛮”，而且是一种很有人文潜力的文化。

 

多彩“梅山蛮”

 

　　梅山文化之所以独特，很大程度上源于梅山人独特的生活环境和生活习惯。《安化县志》中北宋章墩写的“开梅山歌”是这样记载的：“开梅山，梅山万仞摩星躔。扪萝鸟道十步九曲折，时有僵木横崖巅。肩摩直上视南岳，回首蜀道犹平川。人家迤逦列板屋，火耕硗确名畲田。穿堂之鼓堂壁悬，两头击鼓歌声传。长藤酌酒跪而饮，何物爽口盐为先。马郎酣歌苗女和，不待媒妁自相牵。白巾缠髻衣绕頵，野花山果青垂肩。如今丁口渐蕃息，世界虽异非桃源。”

 

　　这段文字可看到梅山人的生活生产环境：住在险恶的高山上，房屋是木板房，种的是畲田，所谓畲田，既刀耕火种之荒田，收成很低。最喜欢吃的东西是盐。

 

　　勤劳的梅山人为什么长期处于这样恶劣的环境里而没有改变？这主要是政治歧视和经济封锁造成。当然，自然环境也不允许他们居住在平坦的地带，因为山洪爆发、泥石流及山火蔓延随时都可能给他们造成灭顶之灾。

 

　　在这样的恶劣环境中，梅山人自然养成了一种独特的生活习惯，例如，就一个家庭来讲，他们很重视“三大件”：

 

　　1、火塘。这是局外人无法想象和理解的，梅山人即使再穷，却每家每户都有一个专门的火塘屋。所谓火塘，就是在地下挖一个坑，周围用麻石围起来，看似十分简单，但火塘的功用和内涵却非常丰富，梅山俗语云：“有恰（吃）无恰，烧炉火照（烤）”，“再穷不能穷火，再冷不能冷脚”。可以说，梅山人几乎有一半的时间，即整个冬春的夜晚，都围着火塘度过。因为梅山人出门便要爬山，再冷的冬天也没有穿棉裤的习惯，为了驱寒去湿，就全靠这炉百柴火养护这双攀岩援石的腿了。冬天的夜晚，火塘是夜宵的烧烤席，红薯、芋头、包谷、土茯苓、刺梨、栗子等，现烤现吃，别具风味。火塘还是家庭议事和梅山文化的传承点，大家围着火塘讲故事，传授一些经验和秘籍。当然火塘的更大的作用还在于它本身就是厨房，在火的上面，一般都吊有两口锅，一口为炉锅，专门煮饭，另一口为吊锅，作炒煎之用，两口锅都由可活动的钩子调节升降。火塘周围，煨满了熬稀饭和野味的沙罐。火塘上方，吊满了腊肉、腊鱼、腊肠和野味之类，有的连茶叶、竹木器、稻草等都放在上面，上面既能防腐防霉，又能防虫防鼠。据说，稻草用烟薰后则特别结实，像麻一样，打的草鞋经穿。

 

　　火塘，是梅山人享受物质生活与精神生活的港湾，也是梅山人温暖的家，梅山人用火，可说是达到了完美和谐的境界。

 

　　2.王桶。梅山人的家具很简陋，但其中有一个很显眼很占地势的木桶，这便是家家都少不了的王桶。王桶的作用，一是磨红薯浆时作为提取淀粉的容器，二是存放物品，是家中的一个小仓库。王桶立在卧室里，近一人高，呈猪腰子型，中间用木板间开，呈两个半椭圆形的空间，一边装粮食，自然，也放些土制点心和猪油红塘之类，另一半则存放衣物和被絮之类，一边用一把大锁锁着，钥匙在家庭主妇腰里掖着，这是当家的象征。梅山人很看重王桶，每年六月六都要搬出来油晒。一家人的财富和希望就装在这桶里。

 

　　3.床。梅山人家里一般都有两张以上的床，其中一张漆了红漆，这是新娘的陪嫁，也是梅山人最高的艺术品，做工特别精细。根据家庭富裕和门庭高低，其床也分别为：三滴水、二滴水和一滴水，每多“一滴水”，就多延伸出1.5尺，如三滴水的床檐就伸出去4.5尺（1.5米），其踏板和床头柜也是4.5尺宽。所谓“一滴水”，实际上是多雕刻一层镂空的花板陲下来，多这样一层花板，要多花许多工钱，因此，三滴水的床一般只有富贵之家才享用得起，多数老百姓都是一滴水，也就是后来所谓的宁波床。床里面凌空挑一内阁，两边各置一抽屉，一个放女人的用品，另一个则放未出生小儿的绣品，挑阁上面是灯台，上置桐油灯一盏，方便晚上抓蚊子。床的两头有档架，除支撑帐子外，还可用来搭汉巾、插蒲扇。梅山新媳妇的床，洋溢着喜洋洋的生活和生育气息。

 

　　除了宁波床，其它床便有些特别，谓之“睡柜”。这种床是梅山人的特有创造，即上面是一张床，白天一般都揭开撑起来，下面是一个大柜子，主要用来存放红薯、南瓜和冬瓜，因为这些东西放在外面老鼠会偷吃。再者，由于人睡在上面有温度，里面存放的食品也不会冻坏。这种床不大讲究，一般没漆漆，但却适用，能装一吨多东西。这种床一般是老人带小孩睡的，人说祖孙隔代亲，可能就是在这种床上建立起来的吧。

 

　　以上说的三大件，是梅山家庭的主要生活用品，至于其它杂物，可说都是生活的附属品，比如，有那么一两间未装板壁的空房，大多只是放些柴草和农具，之所以没有壁，主要是便于进出和通风，梅山人的火塘，一年下来要烧掉数十吨柴草。

 

　　这些通风房屋的板壁上，挂着一排蓑衣，一般家里有几口人就有几套蓑衣。女用蓑衣比较小。每件蓑衣上面还挂了一个背篓，里面装了一条黑头巾（梅山人雅称为丝帕，一丈来长）、一块围腰布和一把刀匣，地下还有一双草鞋。这些是出门必备的物品。这些物品的用场大都好理解，如围腰既挡风又挡露水还挡刺，但是头帕为什么要一丈多长，却是个谜。如果说只作御寒用，用不了这么长，如果说护头用，可头顶最需要保护的地方却露在外面。有人说头帕缠得又厚又大，可以吓跑猛兽，又有点牵强附会，因为如果为了壮胆，可用红色和其它更简便的办法，缠这样长一个头帕，实在是费事。问梅山人自己，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看来，这丈余长的“丝帕”在山区，关键时刻恐怕可以作攀缘等急用，或祭神需要也未可知。

 

　　通过对梅山文化的研究和对人性的思考，便会发现，千百年来，梅山人在恶劣的自然环境里挣扎，吃了那么多的苦，每件生活和生产用品都有它存在的价值和原因，只是我们没有深入调查和研究罢了。

 

　　那么，梅山文化的价值又在那里呢？这就是梅山精神，梅山人那种吃得苦、霸得蛮、地处最恶劣的环境之中，不怨天尤人，还感恩上苍、自强不息的拼搏精神。

 

　　梅山文化，是可上升到哲学领域研究的文化。